2024年9月27日下午1点30分，2024年第15期“科学与人文”讲座在12BET玉泉路校区人文楼教一2教室举行。首都师范大学物理系尹晓冬教授应邀开讲，讲座题为《通往哥本哈根之路：20世纪50-70年代中丹物理学交流》。12BET官方网苏湛副教授主持了本次讲座。
讲座伊始，尹教授介绍本次讲座主题的研究缘起。这项研究源自对20世纪上半叶留学欧洲的中国物理学家群体研究以及量子力学在中国的传播（1900-1950）。结合物理学家的口述，对量子物理学家做系统的案例分析；关注量子力学初期西方传播的知识在中国接受的情形；继而勾画出20世纪上半叶量子力学在中国的发展历程。作为国际卓越的研究中心，玻尔研究所在上世纪20-30年代是世界近代物理学圣地，在中丹科技交流中发挥关键作用。讲座主体共有四部分。
一、建国前中丹物理学交流背景以及Niels Bohr 1937年访华
建国前，丹麦对中国友好，中丹存在较活跃的民间科技交流，国人曾前往玻尔研究所、哥本哈根研讨会等。作为有幸在1929年4月来到哥本哈根参加玻尔召集会议的中国科学家周培源，他受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委托，于1937年春在美国普林斯顿当面向玻尔发出访华邀请。吴有训先后于1937年2月27日、3月11日、3月27日、4月10日接连4次通过电话和信件邀请玻尔访华，4月30日玻尔回信表示接受邀请。
国内非常重视Niels Bohr来华，余潜修认为“玻尔对我们科学界的重视，而愿来华讲学，这是我们值得庆幸的”（《欢迎丹麦物理学家玻尔来华》，1937年5月18日《大公报》）。终于，Niels Bohr于1937年5月20日至6月7日访华，在中国一共访问了19天，做了7次学术演讲，演讲的主要内容是“原子核问题”以及“原子物理学之因果律”，参观了中研院物理研究所、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化学会、北大、清华等学术科研机构，同时依次游览了上海、杭州、南京、北京的古迹名胜。对于这次访华，Niels Bohr本人表示“感觉中国正向复兴，径而迈进，衷心实颇欣慰”（1937年5月30日《北平晨报》）。
Niels Bohr1937年访华使中国学者和老员工能在国内直接了解到世界核物理学的前沿理论，开阔了眼界，活跃了学术思想，增进了交流。此次访问开启了中丹两国科学家之间的友好交流。不仅推动了对其原子理论的广泛讨论，而且为中丹两国的交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Aage Bohr 在20世纪50年代的努力以及1962年访华
1956年中国科学院经理郭沫若曾邀请老玻尔夫妇及两位公子访华，1957年2月14日老玻尔给郭沫若回信身体原因未成行。随后以李政道、杨振宁获得诺奖为契机再次努力，1957年11月7日、1958年4月10日奥格·玻尔给李、杨信，表达了非常渴望与中国物理学家交往合作的想法，希望邀请年轻的中国物理学家来玻尔研究所做长期的合作研究，同时对作为合作第一步应当与谁联系、邀请哪些物理学家等问题征求李、杨意见。1958年4月25日，玻尔向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副所长彭恒武去信，1958年6月20日，彭恒武回信感谢奥格·玻尔的邀请，同时邀请奥格·玻尔来华。玻尔与中国交流之事也受到了美国科学界的关注。
几经周折，肩负嘱托，小玻尔夫妇和尼尔森（Bent Nielsen）三人于1962年10月14日抵京，三人先后在北京、上海、杭州、南京讲学访问，11月14日回京，因11月18日晚老玻尔突然去世，11月19日离京返丹，共在华36天。期间，小玻尔等人进行了紧张而丰富的在华活动，共作了19次学术报告，举行10次学术座谈会，并与我国研究谱线、电子学和加速器的科学家进行了5次会见，总的听众人数达800人左右。
小玻尔等人的这次来华介绍了原子核结构和理论方面的最新成就，促进了中国核物理学发展；他们的演讲内容后来由《物理学报》编委会组织人力进行整理与翻译，后汇集出版专刊《关于原子核结构的一些最新发展与实验方法》；也促进了中国青年骨干的培养。同时，他们还商讨了中丹科技交流与合作，与中国科学院达成了中国-丹麦科学交流协议。奥格·玻尔积极筹划并跟进推动协议的落实。
三、1962年中国两位物理学家派往玻尔研究所始末
1962年11月下旬奥格·玻尔着手安排中国物学家前往玻尔研究所访问。直至1963年秋季中国才派出两名物理学家张礼、杨福家去丹麦哥本哈根物理研究所。期间，经费的基金来源引发了风波。对此，玻尔表示遗憾，并认为原本是科学合作，现在却牵涉到政治问题。他给出了三点说明：（1）给张、杨的奖学金是丹麦政府的拨款，同联合国或其他国际性基金没有关系。（2）此次安排是中丹两国科学家间的技术合作，并非丹麦对中国的援助。（3）他的研究所过去没有接受过台湾学者，今后也不会接受。
中国方请示聂荣臻副总理批示“关于派驻丹麦学习的人员事，可同意驻丹麦使馆意见，不接受奖学金，对保尔谈清楚后就可以去了。”最终，张、杨二人由中方付费赴丹。
中国往玻尔研究所派遣物理学家也受到了其他国家的猜测，“中国可能在大西洋联盟成员之一——丹麦的大力帮助下，正在发展核武器。中国于[1966年]12月28日进行了第5次核试爆。它能以如此快的速度向制造氢弹发展，据说归功于它的科学家们在哥本哈根物理研究所所接受的训练。该所由其创建者之一尼尔斯·玻尔的儿子掌管。1962年玻尔教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访问4个月，从那以后北京和哥本哈根双方开始交换核物理学家，来自中国的两个物理学家目前参加该所的研究。”
四、1973年Aage Bohr访华
1973年小玻尔访华是文革末期涌动的第一波春潮，对于中断了六七年的两国科技交流无疑吹响了复苏的号角，为1985年中丹两国政府间科技合作议定书的签订夯实了多方面基础。
玻尔夫妇、比扬霍姆夫妇和欧勒夫妇6人于1973年4月24日抵达广州，由杨福家等人迎接，前两周主要在北京访问演讲，之后途径西安、洛阳、无锡等地考察观光，于5月13日晚抵达上海，由杨福家陪同翻译，5月19日经香港返回丹麦，历时26天。小玻尔这次来华了解调查中国核物理发展，在北京和上海两地报告内容相同，各3场，其关于原子核结构研究的最新进展的报告内容包括对称性、幻数以及超重元素。比扬霍姆则报告了近期的实验研究成果，包括核分裂、形状同质异能素、共振裂变等。
奥格·玻尔1973年访华对中国核物理发展的意义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奥格·玻尔大力提倡科研设备的作用，其中最为关键的就是加速器，对加速器的重视为兰州近代物理研究所的建立与发展起到推动作用。其二，奥格·玻尔强调核物理正处在大发展的前夕，与其他学科的交叉结合，例如医学和天文学，将是未来的热点，发展前景极为广阔。事实证明，奥格·玻尔当时的眼光非常独到。1975年奥格·玻尔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在讲座最后，尹教授总结了几点结论：
（1）新中国建立后，由于冷战期间西方对中国的封锁以及1950年代末、1960年代初中苏关系的恶化，中国在国际学术交流上处于被动地位。从50年代到80年代，在中丹双边关系的总体发展中，科技合作与交流一直是两国科学界沟通和联系的纽带，是中国与西方进行学术交流的一个重要通道与窗口，在此过程中，玻尔研究所作为重要的合作研究机构，体现了其铸就的哥本哈根精神。
（2）1962年和1973年奥格·玻尔在父亲的“哥本哈根精神”和对中国友好情怀的影响下两度访问中国，促成中国科学家访问玻尔研究所。前者对于打破六十年代初期中苏关系恶化导致的中国陷入国际学术交流孤立状态的僵局具有关键性的作用；后者则是文革末期涌动的第一阵春潮，对于中断了六七年的两国科技交流吹响了复苏的号角，进而对当时中国正在大力发展的核物理研究起到了推动作用。
（3）中国的原子核物理学在新中国成立后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1950年，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成立。在六十年代，中国在核能的军事应用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也在核物理的基础研究上取得了重要成就。在这些成就中，到处都有曾出访玻尔研究所的物理学家的身影。
（4）中国核物理今天的成就，是几代人的努力结果，其中包括赵忠尧、钱三强、杨福家等人。在这一代代的薪火相传中，玻尔父子以及丹麦的玻尔研究所功不可没。
（5）1963年10月，中国派两位物理学家访问玻尔研究所，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与西欧国家最早的正式科技交流。这次访问打破了60年代初中苏关系恶化导致的中国第一次进入国际学术交流的僵局，促进了中国物理学术研究和国际交流。交流中所历经的困难和曲折反映了中国在60年代与国际科技界交往的状况，以及冷战期间国际和国内政治的限制。
（6）尽管前往丹麦的过程不可避免地受到国际政治的影响，但在玻尔和中国政府真诚友好的帮助下，张、杨两位物理学家成功地完成了哥本哈根之行。这反映了冷战时期中外科技交流的敏感性和特殊性。对于中丹双方来说，正是基于双方的共同利益，科技交流利大于弊，他们宁愿冒政治风险来推动中丹之间的交流计划。
在提问环节，同学们针对玻尔的影响力、中国核物理人才的培养、为什么玻尔会对中国文化感兴趣以及中外科技交流的研究方法等问题向老师提问，尹教授对此一一解答，并与大家进行了更深入的讨论。讲座在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
【图文/王贾曼】
【主讲人简介】
尹哓冬，首都师范大学物理系教授，科学史博士，德国马克斯普朗克科学史研究所博士后，英国剑桥李约瑟研究所梅隆基金高级访问学者。从事近现代物理学史、中西物理交流史、近现代科学家等方面研究。出版专著《16-17世纪西方火器技术向中国的转移》，合著《硅芯筑梦——王守武传》《躬行出真知——王守觉传》，译著《普朗克传：身份危机与道德困境》，主编教材《物理学史》《物理学与世界进步》等，在ICON及《自然科学史研究》《自然辩证法通讯》等国内外杂志发表论文90余篇。先后主持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中国科协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北京市教育委员会科技计划面上项目、中国科学院多项国家级及省部级科研项目。获2014年美国物理学会贝勒讲席，中国物理学会2017年优秀论文奖。
